童年往事八 能干懂事的二姐
二姐四八年底出生，不久全国解放。可能仍生的是丫头片子的缘故，二姐的到来并没有得到爷爷婆婆像对大姐的那般宠爱，好在父母亲自己疼爱孩子，加上新社会，新环境，新风气，二姐照样健康成长起来。二姐的小名叫“笑盈”，除了二姐从小喜欢笑的原因，大概也有父母寄寓她笑看人生，笑到最后成人生赢家的意思。
事实上，二姐也是一个特别豁达开朗的人。记忆中，二姐懂事特别早。想来也是，上面有大姐上学念书，下面有呀呀学语的弟弟妹妹要带，能帮母亲做点家务事的，就只能是她了，二姐也笑称自己就是“听包匠”（专干活的人）。好在二姐心胸开阔，也不介意，只不过晚了那么一年上学，待二姐小学毕业时，都快十四岁了。但这仍不影响二姐成为一个活泼开朗、亭亭玉立，大方、漂亮的姑娘。 本来二姐的学习成绩不错，是完全能考上中学的，不过当时的中峰中学离我们家有二十余里，得住校学习，而家里巳有一个大姐在农中读书，实在负担不起。再说弟弟妹妹也一个个地上学了，家里离不开，她只好作罢。
二姐勤快，家里家外都如此。邻居表婆，其实才二十多岁，只因辈分大而称婆。她特别喜欢二姐。因为表婆是接生员，附近有生小孩的人家常来请她，但她有一两岁的孩子，需带在身边，便常找二姐一起去，帮她背孩子，带孩子。二姐也乐意去，因为她也可以同表婆一样吃到人家煮的红糖鸡蛋。
也可能是上天的眷顾吧，不久，二姐突然等来了一个外出学习工作的机会。“四清”运动，也即社会主义教育运动，在农村蓬勃开展起来。二姐有文化，原本在学校就是文娱骨干，能唱会跳，因而有幸被招入了当时的“四清”教育工作队。经过短训后，分配到大竹县山后的一个乡村工作。那一年，二姐才十五岁。
据二姐后来讲，她当时人虽小，却意志坚，不过到了工作地方，才渐渐有些畏缩了。她工作的地方是偏僻的山村，走的多是山路，条件艰苦，白天除参加劳动外，还要组织社员学习，有时还要学习到很晚，好在晚上走山路有手电筒照明，不至掉下山。“四清”运动开初只是清工分，清帐目，清仓库，清财物，后来方向有点左了，搞成了清思想，清政治，清组织，清经济，号召群众自己解放自己，形成了阶级斗争的雏形，甚至出现个别人想不开而自杀的现象。不过在生活上，当时的工作组组长是一个老革命干部，是北方人，对二姐生活算是很照顾，常让炊事员做些南方的可口饭菜，让她不要过于想家。给她安排的工作社点离工作队驻地也较其他人的近，如此那两年才能坚持下来。如果不是后来发生文革动乱，二姐应该会一直在体制内顺利发展，想来现在应该是县区级退休女干部身份了。
二姐是个很顾家的人，在工作队工作时。她每个月十多元的工资，除了留下自己的生活费外，其余全留给家里了。文革到来后，工作队也解散了。但二姐眼界开阔了，也更能说会道了。后来运动形势发展到“造反有理”，当时的年轻人不得不卷入各种红卫兵组织，出现了“红联派”、“反到底”等派别。二姐和她以前的同学闺蜜，街上的“二妈”（隔房婶子），还有邻居表婆则加入了“反到底”，与“红联派”水火不容。开始是"文斗"，双方论战均是从毛主席语录找依据来批驳対方，后来发展到拉队伍在外面打架斗殴，形成“武斗”，最后双方竟然动枪动炮。二姐真被吓怕了，便与表婆等人偷偷退出“反到底”组织回了家。
这时，二姐也到了谈婚论嫁的年纪，说媒提亲的人自然很多，远远近近的男生，自然也入不了二姐的眼，当然一般的男生也驾驭不了能说会干的二姐。恰好有人介绍了一个邻县的青年才俊给二姐认识。这个男生水电学校毕业，在县城工作，人帅，还有才，人品又好。也许是共同的音乐爱好，共同的开朗外向性格，青春靓丽特质相互吸引，二人正式交往恋爱。这个男生后来自然就成了我的二姐夫。
我们一直叫二姐夫为“二哥”。二哥也是一个有担当、有孝心的人。他出身一个大家庭，排行老二，上有哥哥，下面还有三个弟弟和两个妹妹，常为这些兄弟妹妹着想。来我们家的时候也不少。他爱好钓鱼，常常提着或钓或买的鱼来，说是我母亲做的红烧鱼特别好吃，熬的鱼汤也很鲜香，无半点腥味。 二哥也挺有才的。记得我大约三、四岁的时候，有一次，正与小伙伴在大院里玩得起劲，突听到我家堂屋传来一阵悦耳的音乐声。我好奇地跑到屋边，贴着墙，从洞开的窗户望去，原来是二哥一人正坐在椅子上入迷地拉二胡呢！ 二姐婚后小家安在草坝场（现在叫草兴乡）的一个郊区农村。二哥平时在县城里工作，虽然常回家，但也是有次数的。二姐一面要参加集体劳动，一面要伺候公婆，还得与家里的小姑子、小叔子处好关系。好在二姐从小练就了为人处事的能力，为人随和，待人热心，处事不偏心，得到了一大家人的认可。以至后来有了妯娌，她也能像粘合剂一样把她们团结在一起，让家庭和和睦睦。
二姐的第一个孩子，也是他们的大儿子“颖娃”，出生在七一年，大概是希翼孩子头脑聪颖，人生坦途新颖的意思。二姐是在我们家生产的，本来当地的风俗是女儿不在娘家生小孩，但我父母并不封建，当然更心疼自己的儿女，再说服侍过大姐坐月也有经验。那个时候，我已六岁，刚进学堂。
“颖”出生第二年，二哥二姐带孩子来我们家耍。我仍记得，二哥逗孩子的那个喜笑场面。当时，二哥抱着”颖”，一边用手指指点着该子脸庞上额、下额，以及眼耳口鼻五官，一边笑着说：“楼上，楼下，电灯，电话，收音机，自来水，大喇叭！”他口中的这些词汇，对当时的农村该子说来，还真新颖，让我第一次初识了城市生话的概貌，勾起了对城市先活的向往之情。后来，我家出现了第一件电器，一台半新的桌式电风扇，是二哥二姐送的，哥哥亲自从二姐家背回来的，从此，我家开始有了一些现代文明生活的气息。
三年后，二姐的女儿“娟”出生。那个时候，母亲带我去过二姐家好多次，当时二哥已分家，与他大哥两家人住在一个叫“堰湾”的小院，二姐一人劳动，很辛苦，我暑假还去帮着照看过小孩，知道旁边有一个大院子，一个叫“四娘”的女人，家里有几个小孩，旁边有一口很深的水井。
再四年后，二姐小儿子“旭”岀生。那时，二姐好像巳搬家，住在大院子，与二哥父母亲，还有二哥的三弟一家为邻。院子里有许多小娃娃，其中一个叫“海儿”，是二哥最小的弟弟，还有徐三嫂家里的几个孩子，我经常与他们一起玩，还一起割过猪草。那时，“颖”已七八岁。我已上初中，看过一些小说，让小伙伴们围坐在一框玉米棒子前，大家一边扣玉米粒，一边听我讲故事。记得当时我讲的是武松醉打蒋门神，并比划着武松“兔子双蹬腿”的动作，听得小伙伴们哈哈大笑。故事讲完，玉米粒也巳扣完。
八十年代，改革开放的春风吹进农村，二姐带着孩子们进了城，当时的达县专区改为市，二哥在一家市属企业当技术骨干，二姐成了该厂的临时工，虽然工作辛苦，劳动强度大，好歹一家人住在一起，能彼此照顾，孩子们也跟着上了城里的小学和中学。再往后，三个孩子大学毕业，开啟了各自的人生旅程，二哥二姐退休，像其他中国老人一样，过上“研究孙”生活，不过子孙绕膝，却也充实而快乐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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